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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屏蔽所想到的》——林德中  

2011-04-15 14:41:48|  分类: 史海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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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屏蔽所想到的

 

林德中

 

 

鄙人拙作《婚姻,殿堂乎?地狱乎?》在网上陆续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博友的青睐,跟贴频至,应接不暇,好评不断,高潮迭起。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就在我洋洋得意之时,却挨了一闷棍。当laoshen发表到第三幕第二场时,电脑上显示:“尊敬的用户,由于该篇日志含有违反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内容,暂不支持外部访问。我们非常理解您在文章撰写过程中倾注的心血和急于将内容分享给朋友的心情,但为了保证能继续为您提供稳定的服务,希望您能理解。”就这样无情的被删除了,屏蔽了。

这一闷棍,说轻不轻,说重不重。说它轻,只不过少看一场戏罢了,无关大局,无关痛痒;说它重,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阻断了故事的连贯性,粗心人可能看不出来,多一场少一场无所谓。而细心人就不同了,如博友huangjian说道:“确实没有看到那一场。”(指第三幕第二场)但是,我深信好友laoshen肯定贴出了,却被网管的温柔一刀给砍掉了。

由此想到了“一言堂”。“一言堂”是一种缺乏民主的封建家长作风。以前,我们讲一言堂,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已较少使用这个说法。我们并不排除确有一些官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同时,仍就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的不民主作风,一言堂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各种拍脑袋决策,擅自决定重大事项,唯我独尊的官场现象,都是一言堂家长制的现实体现。每个被查处的一把手,查处之前都是大权独揽、一手遮天。虽然在口头上不讲一言堂,反对家长制,重视监督、重视程序,实际上是缺乏约束甚至没有约束。种种红头文件与规定之下,权力和责任往往集中于一人,下级官员要接受监督,但一把手没有防火墙,如此一来,滥用权力、为所欲为必然容易上行下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具有强大动员能力,这使得权力一言堂往往迅猛,做一件事,风风火火,有时还卓有成效。这看起来是一种执政力,实则恰是执政力的破坏因素。一言堂带来的不是活力,而是压抑与沉闷,不只限于权力系统,更有可能向社会延伸,影响社会的活力,损害民众对执政系统的信任。有人可能会说,这与一些官员喜欢把持权力的欲望有关,一言堂是因为官员的品质不好。对具体的人而言,有这个因素,但作为一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有一定的制度基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群众监督太难,对一把手的监督很难,原因何在?归根到底是在一些地方,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事实上处在相对空白的状态,一言堂市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这是已经明确的国家理念。取消一言堂,主要不是官员品质问题,无论如何,在现行政治架构中,必须在程序上体现这些理念,让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过程清晰、步骤明确,让权力运行在民众可以接受的轨道上。一把手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第一责任人,是领导班子的领头雁主心骨,在国家政治格局里位置重要。正是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一言堂不是执政力,权为民赋,权为民用,权力规范化、决策科学化、管理民主化才是执政力。中国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能不能真正管住一把手,杜绝一言堂,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一个声音,其实正是衡量制度、规则有效的试金石,也是国家能否真正迈向法治的重要标志。

由此想到了“文字狱”。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为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历代年号论诽谤先帝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雍正十一年(1733)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极其深远。

由此想起了历史究竟应由谁来书写?人们常说,失败者的历史任别人书写,胜利者的历史由自己书写。有人还说,历史就像小姑娘,任人打扮,扮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还偏不信,历史就是历史。关于历史,《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1、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2、过去的事实。3、过去事实的记载。4、指历史学科。应该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人们随意写的。人们写下来的是历史书,而不是历史本身。人们可以编造历史,但是历史不因人的任意编造而改变。一般说来,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写的历史恰恰不大可信。他虽然最了解事实真像,但是他容易带偏见,陷入当局者迷的境地;同时由于这段历史与他有关,因此他很容易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为尊者讳或者为自己讳。后来人倒是客观,不带偏见,而且可以站在相对广阔的背景下来看待历史事件,但是对当时的事件了解相对困难,还得借助当局者的历史记载。历史的记载同历史本身肯定是有差距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绝不能进一步编造历史,使本来就云遮雾罩的历史更加扑朔迷离。但是一些缺乏良知的历史学家恰恰就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歪曲历史。其目的可能是要回避事实,逃避责任;或者是讨好权势,得到好处。一句话:趋利避害。不过这利是个人或一已之利,这害也是个人或一已之害。但是,编造历史可以骗得一时,却骗不过永久,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做过的抹杀不掉,假的变不成真的。所以,历史书是人写的;但是,历史却不可能被人乔装打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至今贯彻得怎样?执行得如何?落实到位了吗?我想人民会有人民的心中答案。由屏蔽《婚姻》第三幕第二场,我想起了焚书坑儒,想起了禁锢思想;想起了实事求是,想起了解放思想;想起了······

                                                     20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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