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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尘封的记忆(十五)  

2008-07-28 20:01:42|  分类: 打开尘封的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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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当“侦探”

 

能到旗军管会工作,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更没想到的是,居然把我分到了“侦破组”,参与旗里所有案件的最初勘察。侦探——这个多少人向往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就这样神差鬼使般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当时的军管会下设四个组:侦破组、治安组、审判组和秘书组。黄虎生和刘建新在治安组,王海峰和李里江在审判组,刘颖娟和周和燕在秘书组,我因学过点医又会点暗房技术,被分到了侦破组。

扎旗原来的“公检法”被文革砸烂了,成立了以军人为主的军管会。侦破组相当于原来的公安局,审判组就相当于原来的法院。军管会只留了三个原来机构的老人,我们组的乌力吉就是其中一人。我的组长叫张传顺,正值而立之年,写一笔好隶书,练过体操,是一个英俊多才的军人。两个组员就是乌力吉和我。

没有培训,干中学。一般接到报案,都是乌力吉和我打头阵,先行勘察,需要复查再请组长及军管会领导出面。乌力吉是老公安,我不但跟他学会了取指纹、取脚印、一般的尸检知识,他办案的思路、思辩的敏锐、作风的稳健都让我受益匪浅。

71年夏,香山公社B大队发生了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乌力吉正好外出,军管会领导便派我和刘建新前去。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两匹马,从鲁北到B村70里地我们几乎马不停蹄。到了那里,马四蹄淌汗,我们也迈不动步了。当地人笑话说,哪有这么骑马的,没把马累死就算万幸。

所谓非正常死亡事件,是指一个老人吊死在了自家房外。那间房在村边,孤零零的一间。房后有棵小树,人就吊在一个树叉上,是早上人们上工时发现的。我们到时,现场已被保护起来,原封未动。我和刘建新先从屋外到屋里仔细勘察了一番,然后拍照,接下来是尸检。尸检先要把人取下来,老人无儿无女,也没亲属,所以只好由我和刘建新把人取下。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吊死的人。以前听说吊死的人都是舌头伸出老长,瞪着眼,死不瞑目的。一些图书、画册中的吊死鬼也都被形容、描绘得面目狰狞,形象吓人,所以我对吊死的人早就有一种恐惧感。可是这次我要亲自接触,而且是零距离接触了。

定了定神,一咬牙便向尸体走过去。两人把尸体向上一举,卸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我的活儿了。头发、鼻孔、口腔、周身一一检查,面部、颈部、绳索一一特写拍照,然后提取口腔粘液、粪便残留物,直到翻来覆去把全身检查个够,才松一口气。我示意大队可以找人处理尸体后,便到队部了解情况,又和刘建新分头走访有关人员。

当年扎旗各村都在搞运动,每个村都有军代表领衔的领导小组,晚上我们就向这个领导小组通报情况,听取意见。我把现场勘察和群众走访的情况简单通报后,直接说出了我和刘建新对此案的初步判定意见——自杀。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不应该有歧义,没有不同意见,我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谁想我的话说完后,竟是一片沉默,没人发表意见,完全不置可否。沉默了一会儿,就见一个小战士转身出了屋门。

听取基层组织意见是我们当时办案必不可少的程序,虽然案件的性质最终由军管会来定。

大约十几分钟,小战士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走了进来,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们的副团长。这位团副先是客气了一番,接着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自杀?我一听便知来者不善,因为这是不好直说,也是我们有意回避的问题。据我和刘建新了解,这人刚被批斗过,原因是有人揭发他偷过生产队两袋粮食。批斗的细节虽然没人敢讲,但我们村批斗郭金的场面我见过,那可绝不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于是我对那位团副说,他没有对别人说过,也没留下遗书,所以他到底为什么自杀,没有确凿证据证明。

团副听罢,严肃的表情舒展了些,笑着对我说:“小同志,现在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我们对这件事不能简单下结论呀,为什么没有他杀的可能呢?”显然,他不愿意在他领导搞运动的村子里有人自杀。

“首先,这不是结论,而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初步判断。”我说,“结论军管会会书面正式通知的。”然后,我又反问道:“团长考虑他杀的可能,您能提供一点线索吗?”

“哦,我只是提醒别忽略了这种可能性,把情况想得复杂些总比想得简单些要好嘛。”团副似乎在教导我。

和军代表既不能搞僵,又不能被他左右,还不能被他缠住,我们没必要也没时间去和他讨论甚至调查那没影儿的“可能”,这样就必须从道理上说服他。于是,我只好详尽阐述我们的判断理由:根据我们的调查,此人近日没有和其他人有过来往,和别人也没有情仇,更不存在让人见财起意的条件,所以他杀中的仇杀、情杀、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等因素都不具备。从现场看,室内只有一种脚印,与他本人的鞋印吻合;地上的一堆烟头说明死者死前极度苦闷;室内室外均没有搏斗痕迹,其颈部只有绳子的勒痕,没有第二种外伤,绳子也是他自家的绳子。从尸检看,全身无明显致命外伤,尸斑说明他死去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这一切都说明,他杀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可能是为了给军代表一个台阶吧,我说完这些理由后,刘建新补充说道,他的口腔粘液和粪便残留物还没化验,所以我们的意见只能是初步判断,还不是最后结论。

听完我们的话后,那位团副的脸又严肃了起来。沉默片刻,他竟避开他杀、自杀,提出了一个我和刘建新谁也没有想到的问题:死者的舌头为什么没吐出来?我和刘建新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

可是,问题必须回答。只能说急中生智吧,我忽然想起跟乌力吉办案时曾问过他吊死的人是否舌头都伸出来,他只是简单地说那要看绳子勒的位置。于是我硬着头皮回答了团副的这个问题,告诉他因为绳子勒在了死者喉结的上部,而不是下部,所以舌头只吐出一点,不是吐出很多。好在这位团副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研究,经我这么一说,他倒无言以对了。既然军代表都默认了,其他人便不再提不同意见,于是关于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性质,我们取得了和B村领导小组一致的意见。

回到军管会后,口腔粘液和粪便残留物化验的结果也没出现意外情况。至于此人自杀的动机,只能解释为对运动不理解了。第一次“单飞”总算未辱使命,不过也让我虚惊一场。它让我明白了,干这一行不但要当“专家”,还要当“杂家”,甚至还要当“社会学家”。仅有一技之长,没有丰富的知识,包括社会知识,是不能成为一名好的“侦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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